圣神贤的博客

    基于我们的文化历史传承，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时，人们讲究的是“情、理、法”。“情”排在上位，“理”排在中位 ， “法”排在下位。法规的制定，是建立在情理的基础之上。法规制定之后，本应严格执法。但处理一些大案时，人们总说要合情合理，却常常忽视了法的重要位置。

    谈到情与法的关系，虽说法治社会，理当以法为先，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几千年形成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要做到处处讲法却甚是不易。所谓“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有时案子还没进门，打招呼、说情的就接踵而来了。这是许多司法人员普遍遇到的难题。有相当部分司法不公的案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摆不脱人情关系造成的。这就是所谓人情难却，情甚于法啊。

    至于法与理的关系，也常常因为考虑到理的因素而未能严格执法。记得文革期间，有人告诉过我这样一个案例。说是有一爷孙俩的家庭，孙儿在念中学。有一回，孙儿离家出走，爷爷以为他是到外面大串连去了。过了一年多，孙儿提着大皮箱回家来了，里面装满了贵重的衣物，还有许多钱财。爷爷问孙儿这些财物怎么来的，孙儿如实告诉爷爷，说他参加了盗窃集团，是多次偷盗得来的。后来爷爷以庆祝孙儿回家为由，请亲友来家里吃酒席。酒后向大家宣告：“孙儿不肖在外参加盗窃集团，败坏了家风，令我十分气愤。刚才孙儿喝的酒放了毒药，我就代政府除害了。”孙儿死后，爷爷到公安局投案自首。爷爷犯了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判刑，但亲友们替他苦苦说理求情。为民除害，道理上说得过去，但孙儿罪不至死啊。最后结果是爷爷免于起诉，这就变成理盖过法，理大于法了。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法治社会，理应把法放在上位，但我们的国情却有人治的传统。这是一个矛盾，解决的办法只有变人治为法治。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就拿投毒杀害惯偷孙儿的老人来说，他不属过失杀人，而是故意杀人，依法应予判刑，仅可从轻判处而已。在法治社会，只有严格执法，人们相互间才能够和谐相处，整个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达至长治久安。

                                        张维耿（2017-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