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任务，更是确保司法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

“为何诉讼制度要以‘审判’为中心？这是因为人民法院所主持的庭审活动具备程序正义的最完整形态，对案件的认识和处理建立于庭审活动中控辩双方对证据、法律意见的充分讨论和辩驳之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晓娜说，在庭审中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辩护权得到最有效的保障，各种证据、主张、观点、意见都得到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充分讨论和反驳，在此基础上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最科学和公正的。

不少专家都认为，强调“以审判为中心”并不是否认侦查、审査起诉程序的重要性。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收集、审查证据和适用法律的质量关系到整体的案件质量，进而也决定着判决的质量。诉讼制度的改革，最终就是要让每一起案件的判决都能经得起历史考验。

“应该看到，这份意见从完善庭前会议到规范法庭调查程序，从健全质证规则到保障法庭辩论机制，从强化当庭宣判到严格依法裁判，都是在着重强调庭审实质化。此外，意见将辩护律师的活动空间作了进一步延展，以矫正控辩失衡。”李奋飞说，意见还对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给予了全方位覆盖，彰显了司法人权保护的内在精神。

卞建林认为，对于诉讼制度改革，意见已经作出了具体部署。包括要求所有定罪的事实证据都要经得起法律检验，严格落实疑罪从无，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等。

“总而言之，就是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将其作为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实现有效惩治犯罪和切实保障人权相统一。”卞建林说。

专家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提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重在理顺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分工配合制约的关系，实际上也对所有司法机关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具体审判过程中，审前活动的办案质量、证据的扎实程度，直接决定了法庭审理的走向和公正程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说，“因此，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绝不是法院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缺乏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积极参与，法院就会或因控方证据不足、不符合有罪的证据标准，冒着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遽然裁判被告人无罪；或迁就控方的证据缺失，冒着错及无辜的风险贸然裁判被告人有罪。”

“意见提出，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要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制度，建立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和说理机制等等。”魏晓娜认为，这必然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侦查、起诉工作形成更严格的标准。

吴宏耀同时表示，意见提出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构成了此次司法改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只有二者同步推进，才能真正实现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改革目标。”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魏晓娜说，“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牵动诉讼理念层面的更新和变革，也会涉及宏观诉讼结构方面的调整，但最终仍会落实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