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阳：乡村治理最大的矛盾是乡村无足够的人才

疫情之下，包括品牌农业在内的农业经济应如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优化乡村治理？就上述话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向阳博士接受了大咖谈栏目的专访。

周向阳简介：1982年出生，黑龙江佳木斯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政策、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品牌农业。先后主持完成课题25项，其中，民政部、国家民委、共青团中央等省部级竞争性立项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农业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等各类课题20余项，荣获部级成果获优秀奖1项，主笔、参与的报告获得副国级、省部级领导批示7份，在《中国农村经济》《农村经济》《农村工作通讯》《农业展望》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独著《台湾畜牧业发展及政策》1部、副主编《德国农业》1部，参编著作7部。

大咖谈：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的过程中，您认为，农业经济应如何作为？

周向阳：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不断下降，但这不意味着农业经济的重要性在减弱。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要求吃得饱，还要求吃得好，农业经济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生产是否安全、重要农产品供给是否充足。可以说，保证城乡居民获取充足、营养、安全、健康的食物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

现阶段，各地疫情趋于平稳，个别地区出现零星散发的状况，由于农业生产大部分处于户外，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疫情对粮食生产、重要农产品保供总体影响并不大。今年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克服天气变化带来的洪涝灾害、干旱等风险，农业部门已经积极采取减灾防灾的措施，为今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从长期来看，农业经济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农业经济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领域，能够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很多地区的农业发展正加快转型升级，总的来说，技术渗透扩散和产业融合发展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两个支柱。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市场的变化以及数字经济的带动，农业经济发展产生许多新业态，比如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农产品电商服务业、乡村农旅融合、民宿业等。这些新业态集聚了资本要素，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创新，给乡村经济带来了活力，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业，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大咖谈：如何正确看待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

周向阳：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五个总要求之一，缺失治理有效，乡村振兴必然是不完整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中，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体系。这个体系，不同于传统乡村治理体系，不仅强调“自治”是基础，“法治”作保障，“德治”扬正气，也十分强调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

我们讲乡村振兴，通常也指五大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组织振兴是与乡村治理最为直接和密切的振兴。乡村其他四个方面的振兴有赖于组织振兴提供保障。近两年，各地进行了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大部分地区的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主任，进一步夯实了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许多优秀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经商能人等也被吸纳到农村基层组织中任职，或者充实村级组织后备力量。组织振兴，意味着能够在村级组织负责人的带动下，有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增加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站、文化礼堂等公共文化投入，既改善了农村风貌，也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因此，组织振兴加快乡村治理实现有效，有利于推动乡村善治。

大咖谈：您认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难点在哪里？如何精准发力？

周向阳：当前乡村全面振兴最大的短板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配套不到位，特别是一些地区的建设和服务明显不足，这与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2022年2月，国家启动了乡村建设行动，专门印发实施方案，明确了农村道路、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建设、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数字乡村建设、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农房质量安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八大工程，以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三个体系。通过这一轮的乡村建设行动，未来5年，我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将取得长足发展，农村地区将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不断缩小，均等化的目标逐步实现。

大咖谈：内地农业劳动力结构日益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有何应对策略？

周向阳：内地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农业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造成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务工。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也在老化，实际上，很多地区的一线骨干农业生产者年龄已经在50岁左右，20-30多岁的年轻人很少留在农村地区务农。

这种劳动力结构的变化造成两个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是未来谁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即谁来种地的问题，二是农村一些公共事务活动没有人来参与，建设乡村、促进乡村振兴缺乏必要的人才储备。

为此，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对新时代农业农村人才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指导。这份意见强调，要着力新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为现代规模化农业经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具体而言，一是制定培养计划，运用“互联网+”等多种手段开展专业培训，培育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二是加强产前产后的技术指导、配套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三是配合土地流转，鼓励农户规模化经营，通过各种措施支持创办领办新型经营主体。就农村公共事务而言，《指导意见》还提出培育一批教育、卫生医疗、文化体育、规划建设等乡村公共服务人才，培育一批覆盖乡镇党政、村级组织、农村社会工作、农村经营管理、农村法律服务等多个领域的乡村治理人才。

大咖谈：品牌农业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周向阳：乡村全面振兴中，产业振兴居于首位。产业振兴，一方面依靠科技驱动，例如，引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升级传统农业，另一方面要建立现代商业模式，即建立完善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等。而品牌是现代商业模式的集中呈现。从农业品牌的类型来看,可以分成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三类。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品牌建设上，着力探索依托地理标志农产品构建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但是这样的做法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和问题，因为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覆盖较多的品类，品牌形象界定不清、特色不够鲜明，市场竞争力弱，品牌价值难以开发。品牌归根结蒂是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位置，建立并培养品牌的忠诚度是农业品牌发展的核心。地方政府推动培育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的初衷是好的，但却难以落在生产经营主体的具体行动上，这就造成品牌创建与消费者脱节、不易成功的弊端。

近年来，新疆阿克苏等地建立农产品品牌协会，通过将农户、合作社、企业等农业生产经营者联合起来，统一制定标准化、规范化的技术规程，统一打造品牌形象，形成品牌共同体。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不再把工作重心放在参与品牌建设和管理上，而是致力于做好农产品的原产地认证，加强市场监管，助力开展跨地区品牌打假行动，保护品牌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在农业经营主体的合作努力和政府的外力支持双重因素的驱动下，该地区农业品牌建设取得显著的效果。

大咖谈：时下乡村治理的主要矛盾有哪些？如何化解？能否举例说明？

周向阳：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很多青壮年劳动力在城镇的非农产业就业创业，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脱离了农业生产，而居住在农村的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留守老年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农村空心化问题比较突出。乡村治理最大的矛盾就是乡村没有足够的人才，难以开展各项治理工作。

近年来，一些地区，如安徽滁州，通过农村宅基地改革，在尊重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有序推动农民居住点向中心村集中、农村引进产业向乡镇集中等措施，有效改善了农村居住和就业空间布局。农民搬进新的中心村居住，人居环境变好了、住房条件改善了，而且便于开展网格化治理，有效降低了治理成本，提高了治理效能，这对化解乡村治理矛盾发挥了显著作用。

此外，一些地区，如浙江德清、四川邛崃等，积极尝试采取数字化治理手段，通过搭建乡村治理一张图、数字化协商议事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新方式，化解乡村治理矛盾。数字化手段有效促进资源和服务向基层下沉，将便民服务向农户延伸，减少农民群众跑路，打通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