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7日下午14点30分，云南大学法学院“海华永泰”明法讲坛第五十七期，邀请到台湾中正大学国家事务处长、犯罪防治研究所所长许华孚教授为师生讲授“西方犯罪学的理论脉络与核心概念”。

许教授首先分析了犯罪的概况。“二十一世纪初始，犯罪已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论题和公共意识与政治争论的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把犯罪控制在一定比例。不过，近几年来，报道研究、国家与地方受害者调查纷纷确认，实际犯罪案件远超过官方资料（给出的数量）。”关于台湾犯罪现况，许教授指出，从2014年起台湾犯罪率逐渐降低，且破案呈现出一种“蛋糕分层”的状态，杀人分尸案往往优先破案，而普通民众的失窃案则不受重视。虽然台湾破案率较高，但由此造成台湾监狱出现拥挤状态，甚至互相“感染”等，这些问题急需解决。

接下来，许华孚教授分析了大数据和犯罪防治的关系。许教授认为，在犯罪防治问题上引入大数据，可以为改造犯罪环境、整治潜在犯罪人、减少犯罪机会、解决犯罪问题，以及研究未来犯罪防治对策提供无限机会与可能。通过展示死刑和无期徒刑以及其他罪名的案件分布比率，许教授表明大数据在犯罪防治方面的作用，具体体现在：有利于警政单位了解犯罪“特点”，掌握治安趋势；弥补现有犯罪资料库无法及时提供因应政策的缺陷；深入理解完善犯罪资料库的意义；进一步掌握犯罪之动机及未来犯罪趋势。许教授认为，如果将GIS与犯罪防治相结合，可以使普通民众更加直观了解某个地区的犯罪情况以及犯罪走向，使普通民众对即将去往的地点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随后，许教授为我们讲述了现代主义犯罪学，“对犯罪感到焦虑并不是今日才有的特殊现象”。许教授从涂尔干的社会结构学理论切入，提出对涂尔干有关现代性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方式的看法。“对于涂尔干来说，失序就意味着社会处于失去规范的状态，对莫顿来说也是如此；失序牵涉到社会规制的脱臼或毁坏，同时更指社会文化的元素以及社会结构欠缺平衡。”

接下来，许华孚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差别压迫理论和标签理论。在差别压迫理论方面，许教授指出“文化预设的功成名就目标与取得成就的正确机会两者之间落差偏大，导致了挫折与压力的出现。工人阶级的年轻男性不得不找出方法来面对此事，终而形成少年犯次文化感应，作为生命与渴望受挫等问题的集体解决办法，从而建构出另类的名望与功成名就标准。”许教授指出，负面影响状态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犯罪可能性；成年人对子女的压迫迫使子女产生不适应或问题行为，可能会出现青少年的犯罪。在标签理论方面，许教授从符号互动论引入，指出被贴上罪犯标签的人被社会看待为罪犯，这会深深破坏个人的社会身份与自我意象，结果可能就是深入参与犯罪活动与次文化，从而接受被贴上的负面标签——也就是偏差扩大与实现自我实现预言的标签，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污名化”现象严重。

接下来，许教授为大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犯罪学。许教授从“法律是应该保护好人还是应该保护有钱人”这个问题引入，说明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强调的是社会与阶级分工，驳斥的是依据价值共识而形成的稳定生活的神话，并提到我们大家应该对自身价值有一个合理的定位。“Cohen的研究表明，在社会变革的时刻，人们因生活的不稳定性而恐惧，而犯罪事件就成为私人不安的宣泄管道，在探讨‘道德恐慌’现象时，偏差群体就成为警察与其他权力机关攻击的箭靶，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会对社会有严重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出来的。”

随后，许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左翼现实主义犯罪学和右翼现实主义犯罪学。左翼现实主义犯罪学把犯罪聚焦在社会社群中处于地理、经济和社会最弱势地位的区域种群；受害者在总人口数中呈现不均匀分布的情况，绝大多数的犯罪都发生在阶级之内。根据左翼现实主义犯罪学者观点，应该通过增加就业等方式来遏制犯罪。而右翼现实主义犯罪学者的主要关注点从批判社会学犯罪学开始，主张把过度诡辩、毫无助益的理论化转变成监禁管控的实际事务。因此，他们关注的是，设计出实实在在、确实可行的策略来处理街头犯罪和犯罪者。右翼现实主义犯罪学者认为，应该通过增加犯罪代价和减少违法机会来遏制犯罪。

最后，许华孚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现代主义犯罪学与后现代主义批判。许教授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拒绝接受现实主义者关于社会世界的想法与认知，不相信进步与美好未来的想法，不相信大规模理论诠释的可能性。“犯罪学充分存在的理由，就是可以对犯罪进行解释，他把范围很广的活动纳入一定的范畴，宛如可用同样的法律处理……”

在短短两个小时内，许华孚教授以幽默风趣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西方犯罪学的理论脉络，让我们对于深奥的西方犯罪学框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激发了我们对于学习犯罪防治的兴趣。通过这次讲座，我们了解到在犯罪防治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原因，世界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探索去完善这个体系。

撰稿：云南大学青年法学会马馨蕊、张敏

审稿：潘鑫、柳立清